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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芜湖市读者范女士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小区里有一个垃圾分类点，但垃圾向来是混着扔。今年5月，范女士出门扔垃圾时却发现垃圾桶不见了。“问物业才知道，省里的垃圾分类工作督导组今天要来检查，小区地面不能有散桶，检查结束才能放回。”范女士说。在山东东营市读者刘先生留言所附图片中，记者看到，他所在的东营区史口镇一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亭里，只有“分类亭”，没有垃圾桶。

　　“这些问题表面发生在居民投放环节，实质上反映出垃圾分类基层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不够匹配。”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徐林认为，当前，我国垃圾分类的制度框架、设施网络和公众认知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但不同地区、城乡之间仍不均衡。垃圾分类工作正从解决“有没有分类”，转向检验“分类是否真正有效”。如何打通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最后一公里”，仍是当前垃圾分类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比较普遍，尤其是在一些尚未建立完整分类收运体系的中小城市和县域地区。”中国再生资源集团“两网融合”业务负责人孔超认为，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城市环卫和再生资源回收两大体系协同衔接仍有优化空间。“环卫清运网络覆盖面广、运转高效，但定位是‘搬运工’，没有精细化分选职能。而再生资源企业有深加工技术和市场需求，却拿不到稳定原料，形成了‘环卫有收运无分选、企业有分选能力无原料’的结构性矛盾。”孔超说。

　　广东广州市读者袁女士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其所在的南沙区某小区垃圾分类收集亭按规定应由属地街道垃圾分类部门收集资料，录入市级垃圾分类管理系统，建立官方台账进行监管。然而垃圾分类收集亭使用两年来，却因小区物业没有提交材料，始终没有录入系统，街道也从不督促，居民不清楚垃圾是否按要求分类。

　　孔超分析认为，由于分管主体各有分工、责任不同，且缺乏高位阶协调机制，各部门在分类标准、运营规范上存在差异，导致衔接不畅，整体效能较低。比如，垃圾分类回收站点与环卫中转站往往各自独立规划，多数分拣中心通过租赁场地运营、缺乏稳定性，且分拣中心与垃圾转运站、末端处置设施缺乏空间衔接，增加了物流成本。

　　答案是要分类。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达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垃圾焚烧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大幅减少了最终需要填埋处置的残余物。”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传斌介绍，焚烧处理将垃圾的体积减小约80%，但这不意味着所有生活垃圾都可以丢进炉子一烧了之。

　　“首先，并非所有生活垃圾都适合焚烧发电。比如玻璃、金属、陶瓷，不仅不可燃，还会造成炉排磨损。而厨余垃圾含水率高，即使经过预处理，其热值也仅接近焚烧厂允许的最低热值标准。”周传斌说。据了解，垃圾焚烧产生的有毒物质二噁英必须在温度850摄氏度以上的炉膛中保持2秒以上的燃烧时间才能完全分解，如果焚烧物热值过低，容易导致燃烧不充分，妨碍二噁英分解。

　　不仅如此，垃圾如果不分类就一烧了之，许多本可以通过回收发挥更大经济价值的东西也被浪费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废品回收站只回收金属、纸张等市场回收价格相对较高的品类，而不接收废旧织物、玻璃、复合包装等收益较低的品类。“这些低值可回收物本身价值虽然不高，但从经济成本和环境效益双重角度来看，回收一定比直接拿去烧更划算。”周传斌说。

　　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的同时，也要加快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提升可回收物管理质效。徐林认为，当前，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厨余垃圾处理以及废纸、废金属等高值再生资源回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但从完整产业链看，前端网络仍较分散，部分回收站和打包站经营粗放，低值可回收物经济性不足，精细分选能力、再生材料品质和产销衔接仍有提升空间。

　　徐林建议，要合理布局区域性现代分拣中心，引入智能化设备，转向回收网络规范化、分拣加工智能化、再生利用高值化。“并不是说传统的垃圾回收站点就一关了之，而是将规范的站点纳入华体绘官网统一回收网络，推动有条件的打包站升级为标准化中转、减容和分拣节点，再通过规范改造补齐环保、安全、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短板。”